2012年以来，我国出口同比增速跌至个位数；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自2011年11月以来连续同比负增长（仅2012年5月例外）；全年GDP增速“破八”……一时间国内外唱空中国经济声浪上扬，关于“中国制造丧失竞争力”、“中国经济竞争力下降”的说法明显增多，这表明我国亟待全面深入研究国家竞争力，并将成果应用于实践。本文试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指数入手，分析我国的竞争力优势。
无论是在微观层次的企业，还是在宏观层次的国家，竞争力及其起伏都是决定其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关键。一些昔日工业化强国之所以今日颓势尽显，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度强劲的经济起飞进程之所以夭折，就是因为其国家竞争力衰减。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普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方面的关键就是因为传统竞争力要素衰减而新竞争力要素未能及时成长起来。中国已经从传统农业国晋身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各项要素成本无可避免地随之水涨船高，传统的廉价要素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持续赶超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必须直面的首要考验，构建新的可持续的竞争力要素成为我国经济当务之急。
海外对国家竞争力的研究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时至今日，海外相关机构对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国家竞争力的研究都已较深入系统。其中，宏观层次竞争力指标体系最著名者首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指数，非官方机构德勤公司编制的全球制造竞争力指数也有较大影响；微观层次竞争力指标体系知名者则首推世界银行的做生意容易度指数。从1979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在其编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基础上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目前已成为该论坛的旗舰出版物，并因其评价方法系统科学安信9、数据来源权威真实、反映一国发展潜力的功能以及各国对国家竞争力的高度重视而颇富声望，并为不少国家和地区政策制定者所参考，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声望尤高。有鉴于此，下文将介绍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构建框架及其各个分项，并就国家竞争力研究作一探讨。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最初在萨克斯的增长与发展指数（反映竞争力的宏观方面）和波特的商业竞争力指数（反映竞争力的微观方面）基础上合编而成，从2004年起基于夏威尔（Xavier Martin）和艾尔莎（Elsa Artadi）开发的方法来编制。在新方法下，该指数由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环境、卫生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准备、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和创新12大支柱及其下属113个分项指标构成。2012年的报告中共公布了144个国家/经济体的指数及排名。各分项指标数据来自多家国际组织统计数据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在全球的150多家合作机构协助进行的总裁观点调查结果。该报告认为，各支柱间并非独立，而是互相影响的。例如，假如没有健康、受过良好教育、能吸收新技术的劳动力，没有充足的融资以为创新和商品市场提供资金，更强的创新能力通常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着一国发展，工资趋向于上涨，为了保持可持续的较高国民收入，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使该国保有竞争力。
该报告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模式不同而将国家分为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三类。在要素驱动型发展阶段，国家主要以要素禀赋、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基础开展竞争，其公司在出售初级产品、低生产力和低工资基础上竞争，首要竞争形式是价格竞争。在该发展阶段，为了保持生产力，需具备运行良好的公私制度（支柱1）、基础设施（支柱2）、稳定的宏观体系（支柱3）、优良的健康和基础教育（支柱4）。
随着竞争力增强、生产率提高、工资上涨，国家进入效率驱动型发展阶段，必须开始开发更高效的生产过程并提高生产质量，因为虽然工资上涨，但他们常常不能提高价格。这时，竞争力更多地取决于高等教育和培训（支柱5）、高效的商品市场（支柱6）、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支柱7）、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柱8）、发掘现有技术的利益（支柱9）、广大国内和国际市场（支柱10）。
最后，一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型发展阶段，工资已大幅提高，除非该国企业能靠创新或独有商品竞争，它们很难维持高工资和生活水平。在这个阶段，企业必须靠新技术（支柱12）、更精细的生产流程和巧妙的商业模式（支柱11）来生产新的不同的商品。
按照这个思路，12大支柱被划分为3类（3个阶段的驱动因素），分别构成基本要求分指数、效率促进分指数、创新和精细化因素分指数。同时，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的可比性，编制总指数时对3个分指数的赋权不同，赋权由各分指数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大似然估计回归系数得来。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采用的基本竞争力指数由12大支柱下共计113个分项指标打分编制而成。兹叙述如下：
包括以下21个分项：1.产权制度；2.知识产权保护；3.公款挪用；4.政治家公信力；5.非正常的支付和贿赂；6.司法独立性；7.政府决策受欢迎程度；8.公共支出的浪费；9.政府管制负担；10.争端解决法律体系的效率；11.质疑监管的法律体系效率；12.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13.政府提供的改进企业业绩的服务；14.“”商业成本；15.犯罪和暴力方面的商业成本；16.有组织犯罪；17.政策服务的可靠度；18.企业的道德行为；19.审计和报告标准的强度；20.公司董事会的效率；21.小股东权益保护。
该支柱实际上主要从影响营商环境的制度方面，评价了一国的竞争力。分项1、2、6、9、10、11项反映了与商业环境有关的法律效力和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监管强度问题，3-5、7、8、12、13、17项反映行政效率、政府可信度和商业经营的灰色成本，14-16项反映应对暴力、犯罪、恐吓的商业成本及风险，18-21项反映企业的道德、信用和效率。
包括以下9个分项：1.基础设施总体质量；2.道路质量；3.铁路基础设施的质量；4. 港口基础设施的质量；5.空运基础设施的质量；6.每千米航线.移动电线.固定电话线路。本支柱反映的主要是交通通信电力方面的基础设施情况。
包括以下5个分项：政府预算平衡情况（或者说赤字/盈余）；国民总储蓄；通货膨胀；政府债务；国家信用评级。该支柱反映的是一国宏观经济稳定性。
包括以下9个分项：1.疟疾对商业的影响；2.疟疾发病率；3.肺结核对商业的影响；4.肺结核发病率；5.艾滋病对商业的影响；6.艾滋病流行程度；7.婴儿死亡率；8.预期寿命；9.初等教育（小学）质量。
包括以下8个分项：1.中等教育入学率；2.高等教育入学率；3.教育体系质量；4.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5.管理学校质量；6.因特网入校情况；7.当地专业研究和培训服务可得性；8.员工培训程度。
在上述各支柱中，第4、5两大支柱反映了人力资本和公共卫生状况对商业的干扰情况。
包括以下16个分项：1.当地竞争的强度；2.市场统治程度；3.反垄断政策的效率；4.税收的程度和效率；5.总税率（税负）；6.开办企业所需程序个数；7.开办企业所需时间；8.农业政策成本；9.贸易壁垒的普遍性；10.贸易关税；11.外资所有权的比率；12.FDI法规对企业的影响；13.通关程序负担；14.进口与GDP之比；15.顾客导向程度；16.买方精明（sophistication）程度。
该支柱反映了一国的商品市场竞争程度、税负、贸易壁垒、关税、通关程序等影响出口的因素，以及对外资的态度等情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奉行开放经济而实现发展，这一支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包括以下8个分项：1.劳资双方合作关系；2.工资确定的灵活度；3.雇佣和解雇操作（难度）；4.裁员成本；5.工资与生产力；6.对专业管理的依赖；7.智囊流失；8.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参与率。这个支柱反映了劳动力流动难度和工资、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高端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劳动力的生产力等。
包括以下8个分项：1.金融服务可得性；2.金融服务负担能力；3.通过当地证券市场融资；4.贷款易得性；5.风险资本（VC）可得性；6.银行稳健性；7.证券交易管制；8.合法权利指数。
包括以下7个分项：1.最新技术可得性；2.公司层的技术吸收；3.FDI和技术转移；4.英特网使用；5.固定宽带英特网用户；6.英特网带宽；7.移动宽带用户。
包括以下4个分项：1.当地市场规模指数；2.外国市场规模指数；3.GDP平价；4.出口与GDP之比。
现代支柱产业普遍规模效益突出，而且研发等生产投资沉没成本高昂，市场规模对这些产业能否发挥规模效益和分摊沉没成本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盈利、培育新行业和新技术的前景，进而对影响一国的经济规模、产业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因为大国可更多地依托内需抵销外部冲击）。而在国际竞争中，本国的大市场又能赋予一国较强的国际谈判地位，在遏制外国贸易保护、甚至实施经济制裁方面都能起到关键作用。
包括以下9个分项：1.当地供应商数量；2.当地供应商质量；3.产业集群发展状况；4.竞争优势；5.价值链宽度；6.对国际分配的控制；7.生产过程精细度；8.营销程度；9.代表权威的意愿。
包括以下7个分项：1.创新能力；2.科研机构质量；3.企业研发支出；4.研发的产学研（产业-大学）合作；5.政府对高技术产品的采购；6.科学家和工程师可得性；7.PCT（专利合作条约）的专利申请。
全球竞争力指数是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竞争力评估指标，其综合性超过了我们平时一般采用的仅从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单一角度简单描述的竞争力评价方法，其目标指向不是反映某一产业或某类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竞争力和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由于其全面反映出了一国的区位优势（邓宁折衷理论里的），它也常被用作评估投资（包括FDI）吸引力的参照标准。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纳入统计的144个国家中，我国GDP总量仍居第二位（占全球GDP的14.3%），人口居第一位，人均GDP居第80位，全球竞争力指数居第29位。从该报告的竞争力排名（表1）看，我国综合竞争力远高于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发展中国家，也高于其它金砖国家，但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新兴市场。从各分项指标看，也普遍高于印尼、菲律宾、越南；与其它金砖国家相比，除了技术准备明显低于巴西和俄罗斯，高等教育明显落后于俄罗斯，商业成熟度排名略低于巴西、印度，金融市场发展排名差于印度，其他各分项指标基本均领先于其他金砖国家，在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环境、商品市场效率、市场规模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
当然，由于全球竞争力报告是由美国人（两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编写的，不可避免受到其所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偏见和误解影响，所以在某些方面的评价未必客观。例如该报告认定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差于印度，这一点可能就值得商榷，因为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固然在某些方面不如印度，但论支持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稳定性等实绩，我国金融部门远胜于印度同行，更不用说金融市场规模了，实践结果才是评判一国金融体系的最权威标准。印度所谓小额信贷体系曾经受到西方学界、商界、舆论界主流的高度评价，但最终崩盘对印度经济、社会造成了重大冲击，这类情况非止一端。
从上述比较结果看，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我国综合竞争力和优势明显，且当前竞争优势更多在于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制度、商品市场效率、宏观经济稳定性等方面，而这些对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端和中高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即便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确实正在逐渐丧失竞争力，我们仍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优势，通过产业升级赢得更大发展空间。事实上，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我国迄今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也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进一步解析具体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劳动力方面仍然存在一定优势。首先，尽管“中国人口红利枯竭”的声浪近年来逐渐高涨，但根据联合国预测，直至2025年，我国仍将是劳动力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见表2）。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而且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每小时劳动报酬/每小时产出）可反映生产率的不同，故而更能反映实际的劳动力成本，恰恰是根据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衡量，与我国的主要出口竞争对手（从出口对象国的竞争对手看）比，我国仍低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仅次于墨西哥（王燕武，2011），说明我国在实际劳动力成本方面仍具一定优势。
事实上，发达国家基本都走过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逐渐丧失低成本竞争的过程，并且基本都是以资本和技术等优势来应对的。以日本为例，战后初期日本也经历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时期，60年代末日本劳动力成本上升，故而开始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发展重工业，工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使工资涨幅在可承受范围内，从而使高速增长期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油价上涨，又迫使日本提高能效、发展节能和低能耗产业，如微电子。70-80年代，日本通过技术许可、购买专利、对外国发明进行模仿和改进改善了工业基础。80年代日本研发跟进、许多企业一时因其创造力而著名。日本的例子给了我们两个启示。第一，对传统竞争优势的部分丧失不需过于慌张，而应从容应对。一方面着手利用我国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仍相对较低的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或者说产业布局的梯度转移，以此挽回部分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培育新的优势（事实上，不少企业已经未雨绸缪培养了一定技术优势），并发挥其他已有优势，发展中高端制造业，通过加强设计、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差异化等提高产品附加值、实行品牌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推进产业机构和出口结构升级，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一国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和掌握的技术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如能把握、推动新的优势形成及发挥作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一国政府在此演变、发展过程可通过恰当干预（如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幼稚产业或者说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促成作用；发展中国家通过边干边学、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逐渐改变其比较优势，获得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经济发展。
在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分析中，我们还忽略了一点，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除了常提的中产阶级扩大、城镇化伴随的农民工变成城镇人带来的需求规模的大大扩展，还有人们的需求品味提升、差异化要求提高（全球竞争力指数中商品市场成熟度中的买方精明度指数），对生产力提升和发展的作用。现实世界，仅仅依靠要素禀赋和相对生产率决定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不存在的，差异化的需求是产业内贸易和分工的一大原因（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西班牙、土耳其这样劳动力成本远高于我们的国家仍然在生产服装、纺织品、皮具，而且还在出口的一大原因（除了贸易保护和运费等的节省外）。